1986年前后，邓小平指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

监察委员会的权威和效率绝对不会因为受必要的监督制约而降低，只会因为有效监督制约的存在和随之而来的公信力的形成而更具权威、更有效率。4、公民广泛行使和维护基本权利对监察机关权力的制约。

笔者曾撰文讨论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的一些构想，今另辟空间，讨论强化对监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制约问题。香港廉署的制度对美新等国的优势，在于可杜绝选择性办案及其带来的其他弊端。在我国现行宪制中，将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受之常态的监督，在执政党方面中央层级有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中纪委的监督，地方有本级党委及其常委会和纪委的监督。是否提起公诉，则必须报律政司审查，由律政司司长做决定。帮助委员了解监察法制建设的情况，广泛联系委员和各界人士，听取和反映他们对监察体制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这正是我们新型监察体制需要具备的效能。1、由组织法规定，在监察委员会下设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有足够实权，能够相对独立地活动的监察审查咨询委员会。当前存在两种见解，一是认为新的监察权超越了旧的监察权之行政权属性，属于法律监督权或者如同机构名称揭示的监察权，该权力处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具有独立于前者的属性。

[7]苏联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清楚的揭示。[14]英国文化委员会编：《法治与管理》1998/99年第3期，第13-17页。另外，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有自行补充侦查的权力，这意味着检察机关为了保障公诉质量需要保持一定的侦查能力。[16]谢瀛洲著：《中华民国宪法论》，上海监狱1947年印制，第194-195页。

[5]古时虽然有朋党现象，但没有政党政治，政府皆为行政机关，即使履行司法职能，也属于行政机关（古时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官兼理司法或谓司法官兼理行政均可）。由此可见，香港、新加坡的廉政机构模式并非我国完善廉政机制的唯一选项，大陆法系国家不少检察机关同样担当得起贪腐案件的查办工作，而且权威和高效的特质并不亚于香港、新加坡。

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23]美国法学家乔治·F.科尔解释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必须享有一定的受保护的权利，并按照同样程序对他进行侦讯，政府当局只有遵守这些程序从而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才可以采取反对被告人的行动。另一种是不在乎现代之所谓国家和政治的原理和规则，以实用为取向，只要有利于达到新创制度的目的，不必画地为牢。按照这一制度设计，监察机关应为国家专门机关，与政府、法院、检察院一样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形成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一府一委两院的格局，一委更在两院之前。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国家公职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党员违纪与有党员身份的国家公职人员违法行为存在并存现象，在调查违纪中难免涉及违法问题。改革之内容，亦意义重大。为了与刑事拘留区别开来，我国《人民警察法》将留置一词从日本引入并赋予其不同含义。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的行使，关系个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生命权，一旦行使不当，为祸甚大，必须严加限制。

当代中国不接受三权分立学说，认同的是巴黎公社创立的议行合一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调铭记预防和根除腐败是所有各国的责任，同时要求承认在刑事诉讼程序和判决财产权的民事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中遵守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表明国际社会承认查处腐败案件的特殊性，也认同采取适当的特殊程序和手段查办贪腐案件。

国家监察委员会固然不可脱离党的领导，但是党的纪检部门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却不宜合二为一，否则会使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国家专门机关的性质变得模糊，而且这一委员会监察其他民主党派，就形成了中共纪检部门对其他民主党派的党纪进行监察的局面，同执政党与其他参政的民主党派的关系似有不合。[4]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伍），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22页。

古时监察机关，无不以稳固皇权为取向，本质上都是为专制服务的。实际上，早有日本学者指出，逮捕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宪法中逮捕一词应当作广义理解，可以解释为把拘提、拘留也包括在内，宪法关于刑事诉讼手续的原则按照情况也适用于在其他场合对身体自由的限制，至于逮捕之后的拘禁（羁押）条件更为严格。若不以三权学说为标准，监察权当然可以视为立法权之下与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权力即监察权，没有必要定位为执法监督权。即使按照预先部署，在全国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体系，也可以考虑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划归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保留给人民检察院管辖，使检察院可以针对包括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渎职、侵权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形成监察权与检察权的相互制约，特别是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案件中发生的渎职、侵权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树立这类案件查办工作的公信力，解决好国家监察委员会谁来监察的问题。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意味着我国新的监察制度中的调查权以及强制措施，都应依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人权标准加以审核，对于突破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保障司法人权规定的内容，应当格外慎重。但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应当参照该公约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他相关制度，根据反贪腐案件的需要而设定特殊程序，不宜与之相抵触。

我国学者近来每每提及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ombudsman）[11]制度，这种制度与我国的新监察制度有很大差别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冠以国家之名，意味着不是一党之内部组织机构。

[8]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有权人室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

属于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应当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新加坡1960年《防止贪污法》赋予反贪调查局充分的自主权和广泛的特权，例如无须事先取得逮捕证即可逮捕嫌疑人。

形成纪委先期查办，条件成熟了，交由检察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司法转化，形成接力式办案模式。[1]如今之监察制度，体现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之职能，可见与古代御史监察制度并无二致。我国建立新监察制度，需要考虑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延伸至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领域。就如在帝王专制时代的中国一切立法行政司法都由他一人包办，虽然有很多人替他办事。

我国学者近来每每提及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ombudsman）[11]制度，这种制度与我国的新监察制度有很大差别。这一委员会将国家范围内的公权力和具有行使公权力性质的机关、组织都纳人监察范围，与执政党同国家机关的关系紧密相连的现状是适应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调铭记预防和根除腐败是所有各国的责任，同时要求承认在刑事诉讼程序和判决财产权的民事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中遵守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表明国际社会承认查处腐败案件的特殊性，也认同采取适当的特殊程序和手段查办贪腐案件。除都察院外，明代还设有另一独立监察系统—六科给事中，其职能是对六部进行监督和控制。

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

国家监察委员会并非刑事诉讼主体，却对触犯刑律的案件进行调查，既然是调查，就应当与刑事侦查权有实质的区别，即不能具有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摘要】纪委在当前反贪腐中取得赫赫功绩有其特定原因，同时也存在法治化转型问题。一是纪委掀起廉政风暴，有中央强有力的支持。纪委在对违法行为调查之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另外，检察机关查办贪腐案件从立案、侦查到起诉，重要环节都要向同级党委汇报，造成作茧自缚，形成侦查权的蹩脚现象。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创立，为当前反腐败格局和做法之法治化提供了契机。

这一派的主张，法国的学者居多。有权对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跟踪，暗地调查其活动。

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由国家刑罚权派生出来的权力，是落实刑罚权的基本保障，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存在的国家权力。有论者言：在君主专制时代，台谏之权，授自君主。